我母親懷我的時候，父親送給她一本《基督山伯爵》，她帶著這本書去了醫院生我。這本書是西班牙文的，所以主角的名字是艾德蒙多唐泰斯。我父母都很喜歡這個名字，而且我父親有個叔叔也叫這個名字，他也很喜歡，所以艾德蒙多就成了我的名字。母親還有一本關於名字起源和意義的小冊子，在我七歲的時候，她告訴我埃德蒙多的意思是「保護者」。她還解釋說我是“天秤座”，天秤座的象徵是天平，代表平衡和正義。.

因此，我的名字是埃德蒙多·諾特，是卡洛斯·弗朗西斯科·諾特和萊諾拉·魯瓦爾卡瓦·諾特的兒子。我父親的家族來自墨西哥北部奇瓦瓦州，拉拉穆里人（塔拉烏馬拉人）的故鄉；而我母親出生在通瓦人的土地上（洛杉磯），她的父母來自墨西哥米卻肯州和哈利斯科州交界處的一個小鎮，那裡是納瓦特爾人和普雷佩查人的祖居地。我出生並成長於東洛杉磯/通瓦人的土地上，我認同自己是原住民奇卡諾人。這種對我名字的認知，逐漸發展成對內在平衡和外在正義的深刻重視。我對體貼和關懷這些特質的持久認知和珍視，也源自於我的父母──我的啟蒙老師。.

我小時候常常和父親一起坐那輛破舊的五十年代雪佛蘭，因為家裡沒錢換新車燈，所以只能白天開。我從未見過他開車經過路邊停著的、引擎蓋打開的車時，不停下來看看有沒有什麼需要幫忙的。同樣，我還記得清晨被烘焙的香味喚醒，跑到廚房問媽媽在做什麼餡餅，她總是會說：“哎呀，兒子，這是給______太太一家做的。她生病了，她丈夫上班的時候，孩子們一直在照顧她，我想為他們做點什麼。你醒了，過來幫我把餡餅送過去吧。”我們家實踐這種價值觀的另一個例子是，我們從小就學會了在別人睡覺的時候輕手輕腳，尊重他們的休息——這在只有550平方英尺（約51平方米）的公寓裡尤其重要。.

因此，“體貼”，即設身處地地感受他人的體驗，並有意識地回應他們的需求，是我逐漸培養起來的一種價值觀。或許正因如此，在我大學本科階段（我們家第一個上大學的人），我在一門人類發展課程中了解到我們擁有同理心這種能力；這與我內心深處珍視的價值觀產生了共鳴，並促使我將同理心作為我的主修領域，並在十多年後繼續在哈佛大學人類發展與心理學系攻讀研究生學位。.

九十年代中期，我在奧克蘭開車上班的路上，收聽當地的太平洋廣播電台時，聽到一位男士講述他在底特律市中心教書的經歷，包括處理學生衝突，以及在中東地區調解巴勒斯坦人和猶太人之間的衝突。他的故事和觀點聽起來既務實又富有洞見，但真正吸引我的是他談到教導一種溝通方法，這種方法同時也是一種鍛鍊我們同理心的方式！因為我一直等到廣播節目結束才去記下這位男士的姓名和聯絡方式，結果開會遲到了。不到一周，我就訂購了幾本 Marshall Rosenberg的書籍和其他資料，開始自學，並儘可能地將這些知識運用到我當時教授的教育碩士晚間課程中。即使沒有接受過相關培訓，只是將非暴力溝通的一些核心原則引入到我們的課堂體驗中，並儘我所能將這些工具應用到我與學生的關係中，就改變了我們的體驗質量，加深了我們彼此之間的聯繫，並使教師走上了在自己的課堂上與學生建立更緊密聯繫的道路。.

愛因斯坦曾說過這樣一句話：「我們永遠無法用創造問題的同一種意識來解決問題。」 如果我們想要走上一條充滿意義、喜悅和創造力的道路，服務於生命，那麼認識到我們相互依存的本質，以及我們與周圍一切事物都存在著聯繫，就至關重要。這是我們都需要回歸的本土世界觀，而非暴力溝通（NVC）提供了一些工具，可以幫助我們從殖民化的思維模式和存在方式，過渡到“紅色之路”，理解我們與所有關係的神聖聯結。.

身為認證培訓師，我的目標是服務各個社群，幫助他們擺脫統治文化的束縛，重拾完整的人性。同時，我也致力於發展一套與原住民社群生活方式相契合的非暴力溝通（NVC）意識和工具的教學策略和文化契合方式。此外，我希望繼續向我的原住民親屬和社區學習，他們擁有豐富的經驗和深刻的洞見，更重要的是，他們擁有與我們密不可分的相互依存的本質相契合的世界觀和生命連接方式——這正是我們當今世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理解和實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