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怀我的时候，父亲送给她一本《基督山伯爵》，她带着这本书去了医院生我。这本书是西班牙语的，所以主人公的名字叫埃德蒙多·唐泰斯。我父母都很喜欢这个名字，而且我父亲有个叔叔也叫这个名字，他也很喜欢，所以就用了这个名字。母亲还有一本关于名字起源和含义的小册子，在我七岁的时候，她告诉我埃德蒙多的意思是“保护者” 。她还解释说我是“天秤座”，天秤座的象征是天平，代表平衡和正义。

因此，我的名字是埃德蒙多·诺特，是卡洛斯·弗朗西斯科·诺特和莱诺拉·鲁瓦尔卡瓦·诺特的儿子。我父亲的家族来自墨西哥北部奇瓦瓦州，拉拉穆里人（塔拉乌马拉人）的故乡；而我母亲出生在通瓦人的土地上（洛杉矶），她的父母来自墨西哥米却肯州和哈利斯科州交界处的一个小镇，那里是纳瓦特尔人和普雷佩查人的祖居地。我出生并成长于东洛杉矶/通瓦人的土地上，我认同自己是原住民奇卡诺人。这种对我名字的认知，逐渐发展成为对内在平衡和外在正义的深刻重视。我对体贴和关怀这些品质的持久认知和珍视，也源于我的父母——我的启蒙老师。

我小时候经常和父亲一起坐那辆破旧的五十年代雪佛兰，因为家里没钱换新的车灯，所以只能白天开。我从未见过他开车经过路边停着的、引擎盖打开的车时，不停下来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同样，我还记得清晨被烘焙的香味唤醒，跑到厨房问妈妈在做什么馅饼，她总是会说：“哎呀，儿子，这是给______太太一家做的。她生病了，她丈夫上班的时候，孩子们一直在照顾她，我想为他们做点什么。你醒了，过来帮我把馅饼送过去吧。 ” 我们家践行这种价值观的另一个例子是，我们从小就学会了在别人睡觉的时候轻手轻脚。尊重他们的休息——这在只有550平方英尺（约51平方米）的小公寓里尤其重要。 。

所以，“体贴”，即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并有意识地回应他们的需求，是我逐渐培养起来的一种价值观。也许正因如此，作为一名本科生（我们家第一个上大学的人），我在一门人类发展课程中了解到我们拥有同理心这种能力；这与我内心深处珍视的这种价值观产生了共鸣和联系，促使我将其作为我的主修领域，并在十多年后继续在哈佛大学人类发展与心理学系攻读研究生学位。

九十年代中期，我在奥克兰开车上班时，收听当地的太平洋广播电台，听到一个男人在谈论他在底特律市中心教书、处理学生冲突以及在中东调解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冲突。虽然他的故事和观点听起来很务实也很有见地，但真正吸引我的是他谈到教授一种沟通方法，这种方法同时也是一种锻炼我们同理心的方式！我开会迟到了，因为我等到广播节目结束才去确认这个人的姓名和联系方式。一周之内，我订购了几本 Marshall Rosenberg的书和其他资料，开始自学，并尽我所能地将这些知识运用到我晚上教授的教育硕士课程中。即使我没有接受过任何培训，仅仅是将非暴力沟通的一些核心原则融入到我们的课堂教学中，并尽我所能地将这些工具应用到我与学生的关系中，就改变了我们的教学体验，加深了我们彼此之间的联系，并引导教师们在自己的课堂上与学生建立更紧密的联系。

爱因斯坦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永远无法用创造问题的同一种意识来解决问题。 ” 如果我们想要走上一条充满意义、喜悦和创造力的道路，服务于生命，那么认识到我们相互依存的本质，以及我们与周围一切事物都存在着联系，就至关重要。这是我们都需要回归的本源世界观，而非暴力沟通（NVC）提供了一些工具，可以帮助我们从殖民化的思维模式和存在方式，过渡到“红色之路”，去理解我们与所有关系的神圣联结。

作为一名认证培训师，我的目标是服务于各个社群，帮助他们从统治文化中“去殖民化”，重拾完整的人性。同时，我也致力于发展一套与原住民社群的生存方式相契合的非暴力沟通（NVC）意识和工具的教学策略/文化契合方式。 此外，我希望继续向我的原住民亲属/社群学习，他们拥有丰富的经验和深刻的洞见，或许最重要的是，他们拥有与我们密不可分的相互依存的本质相契合的世界观和生命连接方式——这正是我们当今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理解和践行的。